在“山西帮”，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他本来在山西一家煤厂工作，退休之后为生计所迫来到这里。一些20几岁的毛头小子经常可以把他呼来唤去跑上跑下。在收到毛头小子“我这里有30万吨的方案”唆使后，老人就会赶紧跑到街上把这个新闻散出去，10分钟后，整条街就会呈现“我这里有规划”的新闻，不同的是，原来30万吨的筹划已被传为“40万”、“60万”、“80万”吨了。
　　当真有需求的老板要煤时，他可能要和“80万吨”的那个人谈起，当遇到手里真有30万吨规划的人时，老板却早已失去了兴致。

　　除了这三类人外，还有极少数的人被称谓“炒证党”。他们除了赚取国内煤炭交易市场的高额中介费外，还做焦炭出口配额生意，也就是赚外国企业的中介费。

　　人称“二小”的浙江人是王新和陈钢在一家小饭馆儿吃饭时认识的。“二小”在大栅栏一带的煤倒中颇著名气，原因是圈内很多人都传说他在商务部有关系。“没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不过，如果他真的能在商务部拿到‘规划’，阐明他必定不简略。”陈钢说。

　　据大栅栏的一些“煤倒”说，“二小”手里经常会有焦炭出口配额规划证，而且都是供应一些在耳熟能详的国外大企业。为了能在国内找到出价最高的配额买家，他时常会把信息放给一些小煤倒，这些人四处探听之后会直接和他接洽。

　　记者一直没有见到“二小”本人，所以关于他的传言也未能证实。

　　“商务部每年都会依据规划固定分配给48家有资质的生产企业，然后再由这些企业与外商进行交易。”某业内人士介绍说，不过，有时配额可能会多出一些。比如一家企业每年只须要1000万吨的焦炭出口配额证，但从商务部可能会分到1500万吨的配额证，这多出的500万吨就会落入这些“不简略”的人手中，然后他们再转手高价卖给其他有需求、但没有资质的企业。

　　“比起做国内煤炭生意，这些做出口焦炭的大煤倒赚得更多。”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二小”本来在浙江是做鞋袜生意的，几年前来到北京，现在住着上万元一平米的房子。

　　“煤倒”的梦想与现实

　　面对大栅栏“煤倒”商圈的庞杂和精深，初涉“煤场”的大学毕业生王新显然欠缺了几许熟捻与商道。所以，来北京的首次“倒煤”历练生涯最终在父亲的“苦压”下草草地停止了。

　　当身无分文的他站在家门口时，母亲放下手里活儿跑出来紧紧地抱住了儿子，父亲王山看了他一眼后又开端四处找木棍。在王山看来，儿子的这次擅自离家出走已触犯了家规。“家里人也是惧怕我出事，这我能懂得，但想要挣大钱就得冒险。”王新说。

　　但王新由于没有完成老板老王交给的义务，他自己搭进去钱不说，老王也对他很不满意。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回到山西之后，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人还会经常给他一些煤、焦炭的信息，老王也会“指挥”他去临汾、孝衣等山西煤、焦炭的生产地和人“会谈”。当然，车费和住宿费用都得自行解决。

　　尽管如此，王新并没有消除其“淘金梦”，因为他发明了更多靠煤炭发财的故事。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有一次在临汾替一家广东的买主找焦炭，当地人和他说的一个故事，让他再次感受到了煤的“魔力”。
　　
　　据说，当地一家农村落信誉社的职工看见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背着一个麻袋走进营业厅，职工心想，这么脏的人确定又是来要饭的，没想这位中年人跨步来到柜台前，噗通一声，把身后沉甸甸的麻袋甩到了职工面前：“把我的钱给存喽！”

　　“这些都是当地的大‘煤倒’，他们每个月都能赚十几万。”王新羡慕地说。王新以为，自己尽管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煤倒，分文不曾挣到，但他已经有了挣来的资本—结识了几位“大煤倒”和煤厂的人。

　　“我并没有因为家人的反对而废弃‘煤倒’生意。要知道，每年冬季是用煤高峰，尤其是电煤和锅炉煤，走得非常快。家里人懂个啥？”王新颇为老道地说，“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接洽上客户、找到运煤的车皮。”

　　虽然已经基础明白了“煤倒游戏”当中的一些规矩，可要想解决运输问题，又谈何容易？

　　2005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太原下起了当年的第一场雪，两位从香港来的商人找到王新，“小王，我们是真正想拜托你帮忙的。”早已习性卑躬屈膝的他当听到如此客气的恳求时，立马拍了胸脯。随后的几天，王新通过老王的关系接洽到了一家煤厂，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有运力的运输公司。

　　两个香港人也在太原东奔西走，盼望能有惊喜发明。五天过后，香港人再次约王新在太原一家宾馆会晤，待双方坐定未及王新阐明运输情形，其中一位香港人便埋怨起来：“山西人做生意的态度实在太差了，所有人都告知我煤没问题，车皮没问题，可到最后全都出了问题。”

　　王新听后也有些不好意思，答应对方第二天带他们去临汾自己同窗父 


　　亲开的一家焦炭厂看看有没有盼望。

　　当王新一行4人来到同窗父亲的焦炭厂时，对方奉告他们，“你们解决好运输问题再来找我。”临走时，同窗父亲的一个眼色让王新清楚，他们的焦炭厂并不是没有运输条件，但要依照常规价使用确定是不行。当王新试探性地告知香港人能否先给对方5万元利益费时，一贯斯文的香港人被惹怒了。去火车站的路上，香港人大谈香港市场的廉明和公平，王新看着他们，心里冷笑：“不出血，还想办成事？”

　　王新又一次“会谈”失利，却多长了一份见识—“以后还得靠忽悠，要不然基本办不成事。”

　　其实，运输紧张正是造成国内煤炭供需脱节的一个瓶颈。由于国内铁路运力短缺，而铁路体系仍然没有纳入市场竞争的行列，短期内运输才能难以大幅晋升，同时也制约了山西等产煤大省对东部沿海等用煤大省的煤炭供给。这对王新来说，不知是不清楚，还是压根就不须要明确。

　　不过，在2006年元旦夜，王新坐在灯光阴暗的屋里曾思忖着如何能力把运煤的各个环节“买通”。与此同时，他亦开端关注煤炭市场的行情，并发明，2005年煤、焦市场与以往的某些不同之处：在焦炭价钱节节攀升的拉动下，焦煤的销量也非常好。现在企业用的商品煤售价是263.75元/吨，比去年增添了27.56元/吨，其中供发电用煤平均售价207.76元/吨，电煤平均售价比商品煤平均售价低55.99元/吨。“煤炭的价钱变化很快，趁现在需求大就能捞上一笔。”王新此时俨然一副教授级“煤倒”的架势。

　　由于和一些煤矿的关系还不太熟，一段时光里，王新几乎每天都像只无头苍蝇似的骑着自行车到处乱跑，找洗煤厂、炼焦厂，只要感到有一丝盼望，他都要去接洽。

　　2006元旦刚过，王新的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要电煤，发5500大卡以上，含硫百分之一以下，挥发百分之七以下，到湖南冷水江，每月3万吨。”

　　这是北京一位姓陈的大“煤倒”给他发的信息。几个多月的时光里，这样的信息王新已经收到几十条。“这些人往往都有自己合法的煤炭销售公司，手里还握着很多运输资源。”王新说，但他们也是中介，相比煤老板动辄每月上百万的赚头，他们只能挣些蝇头小利。

　　像陈先生这类有自己公司的大“煤倒”，实际上是具有合法资历的煤炭经销商，在业内被称之为合理存在的煤炭市场中间环节。他们也会向煤矿提出买煤的申请，煤矿也会一视同仁地卖煤给他们。加上这些经销商在几年前煤炭卖不出去时就与煤矿树立了稳固的供销关系。

　　2006年春节到了，王新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这一年多的时光里，他不仅没挣1分钱，还往里倒贴了1万多。母亲劝他去找个正经工作，父亲则一如既往的用“狗东西”和他进行交换。

　　“不干这行你说我干个啥好呢？要不你帮我在北京找个工作？”王新满脸狐疑而沮丧地问记者。